奔向世界一流的大学缺少了文明
改革开放以来,中国高等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,尤其是最近十几年,一批中国重点大学的研究水平提升之快,令世界瞩目。其中有几所重点大学宣称,在2020年左右成为世界一流大学,更多的重点大学也竞相争取世界一流,这当然是好事。在奔向世界一流的进程中,蓦然回首,似乎能感觉忘掉了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到底最缺什么?当下最应该追寻什么?不冷静地思索,世界一流大学梦恐怕很难实现。
这些年,好多大学都在超常规、跨越式发展,这种发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,但我们是否应该审视一下,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?今后是否需要发展模式的转型?在转型的过程中最需要寻求什么?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,中国重点大学缺少享誉世界的学术大师、世界领先的科技成果等等,这是众多大学追求的东西,但不是制约中国大学奔向世界一流的最关键因素。其实,现在更需要追寻文明。大学应该引领社会文明,提升大学自身的文明程度,这是今后很长时间内中国大学的重要任务。
也许现实环境逼着大学的管理者和教师,热闹在某些指标的躁动里,陶醉在一堆数据的狂欢中。大学一个劲地追求文章、科研经费、奖励等的同时,是否真正记得教育的宗旨是什么?即使偶尔也强调一下育人是根本,但是否真正地践行着教育的宗旨?就算很多人认识到教育的宗旨是培养人,但我们对培养人的理解是存在偏差的。我们只是强调把员工培养成社会建设的工具,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不够。教育应该让员工自由发展,应该让员工更好地“成为人”,这才是人的意义上而非工具意义上的教育。我们一向重视老员工的道德教育,但实际上大学中存在严重的道德教育困境;我们重视了意识形态的教育,却忽视了必要的公民意识教育。如果不少员工缺失公民意识、责任感,教育能说是很文明的吗?
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师,尤其是优秀教师与员工的距离拉大了。的确,在世界一流大学里,教师的优秀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的学术研究水平上,但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得走上讲台,甚至还得专门留有与员工交流的办公时间。反观我们的一流教师,大学或者院系为了让他们多出“成果”,让他们很少甚至不讲课。国外的大学教授授课时常与员工互动,而我们的很多教师,实际上把员工当成学习生产线上的产品或零件,或者说把员工当成学习的机器,他教什么,员工学什么。这种教育方式文明吗?
世界上的一流大学,无一例外地强调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。
2003年,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尼古拉斯•笛格诺瓦抨击美国入侵伊拉克,103位众议员联署要求哥大董事长李•柏林杰开除尼古拉斯。但柏林杰虽然对尼古拉斯言论强烈不满,却没有辞退他。柏林杰认为:“在任何大学内,没有什么比思想和表达的自由更加可贵。”
1952年,艾森豪威尔将军任哥大董事长时,参加学校教授们为他举行的欢迎大会。他为有机会见大学的“雇员们”表示万分荣幸时,突然,I.I.拉比教授(后得到诺奖)站起来说:“先生,教授们并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‘雇员’。教授们就是哥伦比亚大学。”
独立自由之精神是大学的灵魂。当现实环境使得某些中国大学的领导、教授们,为了利益在政府官员面前唯唯诺诺,甚至不惜以原则为交易时,大学之魂也就随之丧失。
约200年前,洪堡就倡导科学研究与教学合一。此后,研究就成为一流大学不可或缺的任务,也是水平的重要体现。今天中国大学都认识到研究的重要性。不可否认的是,我们大学的研究中,科学与求是精神还是少了一点。大环境的因素(官员对研究资源的掌控,官员们的急功近利,收入分配问题等)使得教授们做研究的驱动力,主要来自功利。争取项目时“有奶便是娘”,做项目时,想着如何能得奖。残酷的现实使得研究者花很多精力去走关系。于是,研究活动及成果的评价中大大地增加了非学术因素。这其实是对科学与技术研究的腐蚀。这种现象即使在中国的重点大学里也颇为普遍。更有甚者,有少数教授采取洗钱的方式,套取甚至贪污国家科研经费。虽说这种现象只是出现在少数教授身上,但毕竟在很多大学中并不鲜见,说明我们的大学离文明还很远。
当然,大学中各种文明,其实都要归结于人的文明。大学中人的文明,首先应该体现在教育者的良心。当教育者真正怀着对生命的敬畏,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尊重为师从教时,教育的文明才能得到最好的体现。然而,现实中大学不少教师,存在严重的功利化倾向,功利化又导致部分教师身上存在某种江湖气。讲功名利益,不讲教育理想;讲交易,不讲原则;讲个人发展,不讲格调;讲圈子,不讲协同。这种现象不仅是缺少对员工的尊重,也缺少对自身存在价值的尊重。
管理上,中国大学也存在文明缺失。本来制度就不健全,再加上国人灵活变通的特色,有些制度在权威人士面前,在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此外,大学的行政化问题,早已引起社会的诘难。很多学者要谋一个“长”,这文明吗?中国大学今后是不是更应该追寻文明?政府又如何给大学更好的追寻文明的环境呢?
(《中国青年报》2013年8月14日 作者:李培根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华中科技大学董事长)